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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园60年·新疆记忆
新疆人吃大锅饭的方式更自由
可以在大食堂旁边蹲着吃，也可以把饭打回地窝子吃
□记忆背景：
1958年下半年起，一直是各家各户自己做饭的中国农民，忽然全都拥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。当年年底，作为“大跃进”和人
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，全国达到345万个，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%以上，5亿中国农民吃起了
名副其实的大锅饭。当时，上上下下对公共食堂颇为看好，对其大唱赞歌，甚至天真地认为，中国农民自此就能过上吃喝不用愁的好日子。
可是，好景不长。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共食堂，其弊端很快暴露出来。到1959年上半年，一哄而起的农村公共食堂有的因无米下锅只好停伙，有的因社员的不满只得解散，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，农民们又回到自己家里吃起了小锅饭。
亚心网讯（记者白素君）新疆广电网络、亚心网联袂推出“家园60年”同庆新疆60年特别报道：饮食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迁。现在生活在新疆的人们，无论单位食堂还是沿街餐厅，想吃什么美味都能找到，吃什么、怎么吃、吃出花样又有营养，体现了现代人的追求。而不少老一辈的乌鲁木齐市民都经历过集体在大食堂吃饭的日子，与内地相比，乌鲁木齐在大食堂吃饭的方式略有不同，大家聚集在地窝子里吃饭，而这种大食堂存在的时间也相对较短。
乌鲁木齐人回地窝子吃大食堂
上世纪50年代年末，吃饭可是头等大事。那时的新疆也走上了集体化道路，无论农村还是城市，家家都吃起了大食堂，大锅饭和公共食堂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不过，乌鲁木齐及周边的大食堂和内地有所不同，吃饭的方式也不一样。
家住乌市红庙子的党新毅今年80岁了，他至今都记得家家户户到公共食堂就餐的情景：“场面相当壮观，大家都拎着桶到食堂打饭，再回地窝子里面吃。”
“那时候，农村的人民公社食堂被称为‘大食堂’或‘大锅饭’，尽管口粮不够，还是坚持办公共食堂，因为是在坚守‘社会主义阵地’。”家住五一农场的刘思敏老人说，到了1960年，上级政府作出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农民自愿的决定，公共食堂得以解散。
吃了3年多大锅饭的农民，重新又回自家吃起小锅饭，“公共食堂大锅饭解决了大伙因为吃饭时间不一致而出工不齐的问题，大大集中了劳动力，这也是当时兴办公共食堂的一个重要原因”。
家住福海县的何利亚说，那时候，积极拥护办食堂的是贫农、单身汉、小孩多而劳力少者，还有妇女特别是青壮年妇女，她们迫切想摆脱家务劳动，积极参加生产，好改善生活。“新疆人吃大食堂的时间更短些，吃饭的方式也自由，可以在食堂旁边蹲着吃，也可以把饭打回地窝子全家人一起吃”。
一日三餐三四百人排队打饭
1958年，党新毅从陕西来到乌鲁木齐，在后峡从事钢铁冶炼工作。大食堂吃饭的日子从1959年拉开序幕。
“食堂的厨房搭建在草棚子里，屋子里支了4口大锅，抽调十几个人当炊事员做饭。”党新毅回忆说，“每个连队都有大食堂，每天早、中、晚三顿饭，打饭的人有三四百人。”
打回的饭是玉米饼和苜蓿稀饭，由于人多，打饭的人要排很长的队，每人每顿也有定量：玉米饼两块，苜蓿稀饭一瓢。像党新毅这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白天体力活繁重，稀饭和玉米饼难以坚持到中午，他就和工友想办法，干活时捡拾工地上的大颗粒盐，放在炉子上熬盐水喝，“早晨先喝两碗盐水，干活时肚子就不饿了。大概中午十二点左右，再把玉米饼吃了”。
每逢周四和周六，大食堂会改善两次生活——每人分得两个白面馒头，“那馒头真好吃，平时的一日三餐没有油和菜，食堂打回的稀饭稀得能照出人影。那时候条件太艰苦，大锅饭只能勉强保证你不挨饿。”党新毅说。
今年78岁的刘思敏老人，对于大食堂有着更深的体会。他1958年从湖北到新疆五一农场支边，正好赶上集体化道路，吃上了大食堂，“我们那时候叫生产队，食堂设在大帐篷里，支起大锅，300多人拿着盆子到食堂打饭，可以蹲在地上吃，也可以拿到附近家里吃，其实所谓的家就是地窝子。”
刘思敏记得，连续3年，他吃得最多的是玉米窝窝头、煮熟的玉米棒和苜蓿稀饭，“口粮不够，大家就想法挖野葱和苜蓿，榆树叶和地里的甜菜叶也帮了大忙。”
即使是这样的“好景”也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党新毅说，由于长期缺少粮食，一些人严重营养不良，身体出现了浮肿现象，炊事员便发黄豆补充营养。到了1959年上半年，很多农村公共食堂因无米下锅停伙，这样的时光延续到了1960年年底。
为了下馆子步行30公里
1961年，公共大食堂逐渐被取消，大家开始各自回家吃小锅饭。那时候，有条件的公社或单位，单独建立老年或职工食堂，职工可凭粮票到街上“下馆子”或买蔬菜，而养殖户逐步地建立起养兔场、鸡鸭场。
听说奇台有家小饭馆，党新毅和同事一大早步行30公里下馆子，“那次点了好几个菜，看到有肉，大家很兴奋，狼吞虎咽起来。等吃完返回，天已经黑透，肚子又饿了。当年吃肉的感觉真是难忘”。
不过，让党新毅记忆最深刻的，是过年时的福利——饼干。当时，过年发点饼干已经是最奢侈的福利了，即使饼干放到生了虫，也不舍得扔掉。
刘思敏到上世纪70年代才告别大食堂吃饭的群居生活，“成家的人单独立灶，没成家仍然在大食堂吃饭。不过那时候食堂形式已经变了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，到食堂打饭吃”。
1973年结婚后，刘思敏搬离土坯房，开始在砖房里自己生火做饭。那一年，亲戚从哈密寄来一盒月饼，“在那个年月，那盒糕点显得很珍贵。不过，以后的日子，越来越多的点心出现在食堂的餐桌上”。
何利亚说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食堂也不断改变，“60年代初，锅里有点油花都觉得是享受。有一天我给母亲端回去一碗带油的面条，老人高兴地闻了又闻，饭都快凉了还舍不得吃。现在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不管企业还是职工大小食堂，供应各类新鲜饭菜，给人带来味觉和精神享受”。
□记忆风貌
单位食堂的称呼还没变
党新毅记得，不管城市还是农村，自打大家又过上一家一户做饭的日子后，食堂的性质和饭菜花样也随时代发生着惊人的变化。
“称呼没变，现在很多单位还是叫食堂，但饭菜质量和经营模式简直大变样。”党新毅说，1975年，他调到一号冰川胜利达坂，在汽车连队的食堂从事收银工作。逢有客人吃饭，党新毅开好票，看着一批又一批司机根据需要点喜欢吃的菜，“上世纪70年代的食堂已经变为营利性饭馆，人们到食堂交钱开票，可以根据口味选择各种饭菜，有包子、米面肉，也有点心”。
除了菜品种类逐渐增多外，食堂里的硬件设施也发生着变化，“以前的木凳、长桌都不见了，被色彩鲜艳、款式新颖的家具替代。”党新毅说，如今再看，食堂依旧存在，但家家吃大食堂的情景一去不返，永远地和新时代说再见了。
现在，党新毅闲来无事时，还是喜欢到单位食堂吃饭，“就是一种习惯，也是一种回忆”。
